来源：《铅山红色旅游》(2009)

武夷山下有一座千年古镇——石塘镇，它在明清时期是闽赣交通要道和纸张、茶叶等商品的重要集散地，也是古代江南五大手工业基地之一，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连四纸制作技艺就源于此。然而，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在石塘整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奔赴华中抗日前线，却鲜为人知。

时局转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七军与红十军组成红十军团也离开赣东北根据地继续北上，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12月，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驻赣“绥靖”主任顾祝同指挥所属各部，南自崇安、建阳，北从上饶、铅山，东经广丰、浦城，西由邵武、光泽，采取“四面兜剿”、“节节推进”的战术，以闽北苏区首府大安为总攻击目标，大举清剿闽北红军游击队。闽北红军游击队适时作出了“主动撤离大安，保存有生力量，依靠武夷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积极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由于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的叛变使红军丢失了仅有的一部电台，从此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1936年6月，闽赣省委决定由黄立贵担任闽中特委书记兼分区司令员，准备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与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找到项英、陈毅与苏区中央分局；8月，省委又决定派省工联主席吴华友去上海，设法通过白区的关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都没有结果。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共开始进行第二次合作，但是闽赣省委对国内形势仍然缺乏了解。

红色首府——福建大安

1937年1月底，黄道在一张用来包盐的上海《新闻报》上看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随后，红军游击队在南平到光泽的公路上截获了一辆国民党福建省银行的汽车，发现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从中知道了1935年发生的“一二·九”运动。从这些有限的消息中，闽赣省委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全民抗战的时刻已经来临。1937年2月7日，闽赣省委果敢地做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及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战争”。3月7日，闽赣省委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黄道任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任副主席。同时发布训令指出：当前党的路线是发动与组织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对付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号召人民“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有枪的出枪，都参加到抗日阵线上去”。随后，闽赣省委又用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的名义，通过“快邮代电”等办法，多次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吁。可是，国民党当局置中共闽赣省委的正义呼声于不顾，依然坚持“北和南剿”的政策，加紧“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1937年1月，国民党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重新调整部署，集中八个师、一个旅及闽赣两省保安团队共十万大军，对闽北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在国民党军残酷“清剿”下，各地红军游击队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又认识不足，致使人员损失惨重。1937年3月，闽北独立师的一个纵队在资溪、光泽、贵溪一带遇到几路敌人的围攻，部队被打散，独立师政委吴先喜牺牲。5月，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率一个营的兵力在邵武、顺昌、建宁、泰宁一带活动，被敌前阻后追，艰苦转战2个多月，无法甩掉敌人。7月12日，黄立贵在突围中牺牲。同时，闽东独立师师长卢文清在周宁附近牺牲，部队也受到不少损失。闽赣省委被迫转移到光泽与建阳边界的母猪岗高山上。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残酷“清剿”，以黄道为首的闽赣省委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尽量避免和国民党军正面作战、保存有生力量的同时，闽赣省委不断团结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大力宣传抗日，使“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传遍闽北各地，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逐渐陷入被动。

谈判斗争“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特别是松沪抗战发生以后，蒋介石迫于形势将在闽北一带清剿的第三师、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六师主力部队撤走。国民党军对南方各游击区的进攻被迫停止，闽北国共双方武装对峙的局面渐趋缓和。为尽快实现与国民党闽赣当局的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致函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建立南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1937年9月20日，黄道、曾镜冰、曾昭铭又联名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提出合作抗日三点主张：一、同意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并在划定的区域内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二、要求允许和朱德、彭德怀通信，以求得中共中央的指示与领导；三、在谈判未确定之前，首先停止军事行动，要求福建军政机关立即将崇安城至分水关一线，崇安城至岚谷一线，星村、曹墩等地至建阳杜潭、邵武二都桥等地国民党驻军首先撤退。并派曾经被捕过的原中共光泽县大洲区委书记蔡诗山与国民党光泽县县长高楚衡联络，负责双方谈判具体事宜。1937年9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同意与闽赣省委谈判，并指派江西省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诚和光泽县县长高楚衡为谈判代表。于是闽赣省委确定派中共闽赣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闽赣省委秘书兼儿童局书记黄知真和闽赣省军区教导大队教导员邱子明为谈判代表。在中共闽赣省委的不懈努力下，1937年10月初，国共双方在光泽县大洲村举行了谈判。经过6天的艰难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闽赣省方面停止打土豪，改分田地为减租减息，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方面同意释放政治犯，提供红军给养和红军集结地点，保证闽赣省方面赴中央汇报工作同志的安全等。

大洲谈判旧址大洲谈判中，关于闽北红军的驻防地点曾经引起激烈争论。闽赣省委原定方案是崇安或铅山。国民党代表再三表示，他们是江西省政府派出的代表，只能代表江西方面；崇安是属福建的，他们不好表态。于是，闽赣省委谈判代表拿出到铅山集结的方案，他们表示同意。只是要求允许他们在河口驻军，以保护军需仓库和后方医院，其它地方，红军游击队一到，他们的部队都可以撤出。谈判结束后，省委机关也搬到了大洲村。同时，曾昭铭到南昌见到了项英、陈毅。项英指示闽北红军游击队停止军事行动，集中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对于与国民党江西上层的谈判，由项英与当局继续进行。不久，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博古、叶剑英派顾玉良来到闽北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至此，闽赣省委与中央分局及党中央之间断绝3年之久的联系完全接通。不久，驻崇安、邵武、建阳的国民党军队不信守“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不断向游击区进行武装挑衅。为此，闽赣省委不得不派饶守坤、王助、马长炎、左丰美等率部进行自卫还击。10月24日，闽北红军在24小时之内，三战三捷，连续拔除了邵武二都桥、建阳响古村、杜潭村三个国民党军据点。同一天，由汪林兴率领的闽北红军主力也一举摧毁了铅山县石塘镇国民党军炮楼。闽北红军的连续反击，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迫使国民党军遵守合作抗日协定。闽赣省委抓住有利时机，立即指示建松政、资光贵、邵光建游击区与国民党福建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分别就团结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方面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温林关下的和尚坪（衷龙达摄）

集结整编

1937年10月下旬，黄道、曾镜冰在温林关下的和尚坪会见国民党联络官吴仰山，确定铅山县石塘镇为闽赣边红军游击队集结地点，研究防务交接和军需供应事宜。

1937年11月初，谢忠厚（谢锐）、陈仁洪受黄道之命带领一个排从崇安长涧源进入石塘打前站。不久，饶守坤带领闽东北游击队、刘文学带领资光贵游击队、马长炎带领原二纵队一部分部队、黄瑛带领崇安独立营和游击队以及在战斗中负伤的、失散的、从监狱中营救出来的同志，陆续汇集到石塘镇。闽赣省委机关也于11月中旬来到石塘，驻扎在坑背的抚州会馆里（现在的石塘小学）。

部队刚集中到石塘时，铅山、玉山、广丰、上饶等地的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铅山的国民党保安团长扬言要消灭红军。为了避免发生冲突，闽赣省委一面派出侦查员到各地，密切注视国民党的动向；一面按照中央“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指示，将部队拉到石塘河的对岸，依山傍水而扎，防止国民党军队的暗算。

此时部队仅有600多人，闽赣省委把扩军工作放在了首位。他们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进行抗日宣传，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队伍，各地很快掀起了报名参军的热潮。横峰、上饶、广丰等地青年也纷纷来到石塘报名参军，不到一个月，部队便扩充到1300多人。不久，资（溪）光（泽）贵（溪）等地区又动员了100多人参军，由地下党员鲍永泉亲自送到石塘。期间，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失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也都陆续找到石塘镇来。到1937年12月中旬，部队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

许多战士和国民党打了多年的战争，与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突然要和国民党合作，思想上一时很难接受。闽赣省委在抓紧部队军事训练的同时，把统一思想作为整编的基础，组织干部和战士认真学习《八一宣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向他们讲解国共合作的意义及党的政策。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军队的思想逐渐统一到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上来。

石塘整编期间黄道曾住此处（赖家纸行内）

1938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根据东南分局的指示，闽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黄道调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撤销闽赣省委，成立闽浙赣特委，曾镜冰任书记，并留下部分人员坚持原地斗争。随后，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副司令谭震林等支队领导来到石塘，抽调了部分干部到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工作。

2月9日，五团营以上干部在石塘举行就职仪式。会议由张云逸主持，黄道代表中共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宣布命令，闽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团队长饶守坤，副团队长曾昭铭，参谋长杨元三，政治部主任刘文学，一营营长严昌荣，二营营长陈仁洪，三营营长周汝春。全团编为三个营，一个机炮连。全团共有1500余人，重机枪4挺，迫击炮2门，轻机枪10多挺，花机关枪3挺，驳壳枪90多支，步枪700多支。张云逸、谭震林分别在五团成立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

整编期间，黄道在石塘的昭武会馆筹办了赣东公学。学校由黄道亲自负责，主要是对全国各地来到石塘镇的爱国青年进行革命教育。后来国民党称这里是他们的防区，新四军不能办学，团部就改用“新四军石塘军政政训班”的名义继续办学。“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和“上海教育服务团”的男女学生共100多人受中共东南分局指派，也来到政训班学习。

政训班的学员在石塘镇学习的同时，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他们组织宣传小分队，自编话剧等节目深入到各乡村宣传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教群众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经过短时间的军政训练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派到各地继续做抗日宣传工作，一部分人则编入了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1938年2月25日，新四军五团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在石塘河滩上举行。饶守坤团长和曾昭铭政委分别做了简短的讲话后，桂逢洲参谋长宣布：“部队出发！”会场上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和鞭炮声，各地赶来欢送的群众拥在街道两旁，人声鼎沸，口号声此起彼伏。

随后，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经上饶、玉山、常山、开化到达安徽省的岩寺镇与三支队六团汇合，踏上了奔赴华中抗日前线的征途。